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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斯宾塞屈赛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因为酗酒和抽烟。在一九三八年，便已经和太太分居。但是囿于其宗教信仰，不能与太太离婚。而凯瑟琳赫本毫不介意。在没有任何名分的情况下，陪伴斯宾塞屈赛二十六年，直到斯宾塞屈赛去世。

    其实，在后世的人看来，斯宾塞屈赛的成就完全比不上凯瑟琳赫本，无论是演技还是挣到手的钞票，或者是后世的评价。如果按照后世许多姑娘们的观点，其实斯宾塞屈赛是配不上凯瑟琳赫本的。而凯瑟琳赫本看上斯宾塞屈赛，简直就是亏本。

    不过，凯瑟琳赫本并不在意。社会的评价与她无关。

    在后世，无论是在学校里，还是在社会中，女人对于男人的挑选，讲究的还是个配得上，或者是配不上。这配得上和配不上之中，有许多硬性条件。诸如，颜值、房子、车、工作、收入、社会地位、家庭背景等等……

    再加上后世国内女多男少的人口比例，女人便格外的娇贵起来。不但房子成为硬性条件，而且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，在谈恋爱的过程中，吃饭、看电影、旅游等等消费，应该由男方买单，理所当然。更不用提天价彩礼与婚后往房产证上加名字这种男女之间，讨论已久，撕逼不停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这其中，难免会有一部分姑娘，在享受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带来的“男人应该照顾女人”的各种福利的同时，也在追求着和男人对等的权利。甚至，有的姑娘还会同时享受着几个男性在追求她的时候，为其带来的福利。号称绿茶。总之便是一句话，有责任你去，有权利我来。而这些姑娘争取权利的名号，便是男女平等，或者女权！

    不过，这样的女权，似乎有些偏颇。当然，女权这个概念原本就是偏颇的。女权主义的兴起，原本就是针对男权而提出来的。如果说男权是个错误的话，那么，相仿提出的概念自然不会是正确的。这种模仿的本身，就是一种依附。

    而且，后世的女权主义者，在模仿男权的概念时，也几乎同时模仿了男人的性格，和获取权利的手段。以针尖对麦芒为能事，在去除自己的温婉天性后，以男人的方式，向男人争取权利，结果自己也被男性化。在男人看来。这些女权主义者，不过是披着女人皮的男人而已，又哪里有什么独立性可谈。

    而正经八百的独立于男性、与男性平等的女人，在余生看来。唯有凯瑟琳赫本一人而已。她并不被男性构建的价值体系所捕获——衡量她的不再是此时好莱坞对于明星制下女星的三围、容貌，或者物质的价值，又或者男女道德体系下的名分。

    这些有利于男性的标准，她置之不理。唯一能够衡量凯瑟琳赫本的，只有她生存的技能——身为二十世纪第一女星的演技。和她收敛锋芒。郑重对待的情感。这些可以忽视性别而存在的人性绝美之处。

    虽然凯瑟琳赫本，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者所尊崇。但可惜的是，后世的女权主义者却全然不解先辈的伟大之处。仍旧以男性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，以至于数十年以降，后世大多数男人在考虑与一个女子相处之前，思量的仍旧是手中的钱财是否足以交换，而非自身是否和女子本身的性格与素养相匹配。因为前者的力量，在现实中，远大于后者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凯瑟琳也不是一个人来的慈善晚会。斯宾塞屈赛作为好莱坞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，也陪着凯瑟琳来到晚会。凯瑟琳赫本虽然来了，但是明显有些心不在焉。说了几句客套话，致谢一番，向捐款箱内投了一张支票后，便匆匆下台去。回到与斯宾塞屈赛相伴的座位。灯火阑珊中，可见笑意隐约。

    当然，余生请到的嘉宾也并非凯瑟琳赫本一人。与《龙种》这部电影，关系最密切的女人，除了凯瑟琳。还有赛珍珠！当余生打电话邀请赛珍珠的时候，赛珍珠欣然应许出席晚会。当然，余生邀请赛珍珠可不是单纯为了让她露个面。

    赛珍珠在此时的中国，也算是个知名人物。一九三二年。中文译本的《大地》在中国面世。随后，中国人对《大地》的评论纷至沓来。虽然有好评，但是却也并不是全然认同。

    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《申报.自由谈》发表了姚克《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》一文后，鲁迅致信姚克，评论赛珍珠的作品道：“先生要作小说。我极赞成，中国的事情，总是中国人做来，才可以见真相，即如布克夫人（即赛珍珠），上海曾大欢迎，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，然而看她的作品，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，所以她之称许《寄庐》，也无足怪，因为她所觉得的，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。只有我们做起来，方能留下一个真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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